“六四”在震蕩中改造了中共

四十年前,歷經劫難的中國,開始以強大的勇氣與魄力邁上了壹條改革開放的道路。中國人喜歡用“波瀾壯闊”形容這四十年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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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歷經劫難的中國,開始以強大的勇氣與魄力邁上了壹條改革開放的道路。中國人喜歡用“波瀾壯闊”形容這四十年歷程。但是改革不能只關註成功與輝煌,當世界在談論中國成就的時候,不應該忘記“摸著石頭過河”中遇到的暗流與險礁,壯闊的風景是由壹次次“波瀾”而鑄就。毋庸置疑,過去四十年,在中共治理之下,“沖擊—反應”的歷史模式仍然得以套用,壹些歷史事件——諸如六四,諸如中國國企改革,諸如薄熙來事件,都存在著巨大的爭議。

當中國決策層直面這些事件時,他們得到了哪些震動?這些“爭議事件”又給他們以後的改革決策帶來哪些執政思維與模式的變化?當時間流逝,今天是否還有必要對於這些“爭議事件”進行重新的定性?或者更為直白的疑問,習近平任期內,中共會出臺壹份“改革開放以來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嗎?基於此,選取中國改革開放40年當中發生的諸多“橫看成嶺側成峰”的爭議性事件,立足當下,回顧過往,寄望於透過對這些爭議事件的反思,捕捉中國“改革再出發”的通關密碼。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並不總是“波瀾壯闊”——很多發展過程中欠下的舊賬,經年累月積累起來,已經成為深嵌刻骨的包袱,使中共難以輕裝前行。

這裏的包袱,並非指簡單的物理意義上的包袱,它既可能是可見可感的現實層面如機制、輿論等方面的阻力或非議,也可能是思維或邏輯層面的無形壁障,或主動或被動地緩滯發展。

“六四事件”,便是如此。

再過不到壹個月時間,“六四”就將迎來其30周年。這並不是壹段很長的時間,但對中國而言已經足夠漫長,長到從壹個積貧積弱的農業國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社會的方方面面均“翻天覆地、煥然壹新”;從未經歷過動亂和困頓的兩代年輕人,也伴隨著中國的掘起成長起來。

這樣顯著的改變,擴大了對時間刻度的感受,面對“日新月異”的中國,即便是30年前的事件,也已經恍如隔世——曾經震動世界的“六四”,似乎正被人們遺忘,還是以很快的速度。

但民眾可以淡忘,中共卻不可以。

三大沖擊改變中共

對於中共而言,六四絕非僅僅是塵封在歷史中的記憶。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沒有壹件事情如“六四”這般,不僅如何定性評價存在廣泛爭議,即連基本事實的輪廓也是模糊不清的。它的現實性依舊顯著。

從“動亂”到“反革命暴亂”,再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共幾易其詞,對待六四始終諱莫如深。但這種刻意的擱置反而平添神秘感,說明中共仍不能坦然面對“六四”,沒有同歷史上的自己和解,外界無從窺探究竟,也就難以得出客觀結論,於是流言不斷,傳聞四起。

“六四”的起因和發酵不需再贅述,有許多文章有詳細介紹,另如曾經的學運領袖等,實際上也已不太重要 ,他們中的很多人在今天已經走向偏執,對中國從願景變為仇恨,自我驅逐了理性思維。這起事件真正重要的,是之於中共乃至中國產生了幾個層面的大的沖擊,並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後者的發展軌跡。

大致看來,“六四事件”造成的沖擊可分為三個方面。其壹,“六四”對中共的政治生態產生沖擊。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黨內氛圍趨向活躍,謀求發展成為主流,對於西方國家出現強烈的學習乃至模仿意願。西方思潮的大量湧入,也讓經過文革十年對知識無比渴望的年輕壹代,迅速成為西方理念擁躉,他們的公民意識逐漸覺醒,要求看到西方式的革新和改變。

內外的共同訴求形成某種合力。實際上在1989年之前,中共確實已規劃或者推進壹些相關改革,諸如胡耀邦、趙紫陽等人,也先後成為中共總書記,改革派和保守派各自占據不少要位,相互制衡。

“六四”的爆發改變了這種政壇生態。1989年6月底,中共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因“在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陣……”,趙紫陽被免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等壹應職務,意味著“改革派”在黨內的失勢。

這壹次中共內部政治傾向及政治觀念的較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後30年中共高層人事叠代的邏輯和底色。盡管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定調繼續改革後,中共有所回向,但仍持相對保守,不復曾經“全部改革、全部開放”的姿態。

其二,“六四”對改革這個概念本身產生沖擊。

要說明的是,這裏的沖擊並非意味著“六四”阻礙、破壞或促進了改革,而是指中共經此事件,對改革有了“再認識”、“再定義”。

這種對改革本身進行審視的意義,絲毫不遜於開啟改革。從1978年到1989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恰好走過第壹個十年,探索出不少改革的經驗,但“摸著石頭過河”,潛藏的問題也逐步顯現出來。到六四之前,價格雙軌制、“官倒”、腐敗等,實際上已經將社會矛盾推到臨界點,只待導火索點燃。

“六四”的爆發,造成很大的震蕩,不過同時也釋放了這股壓力。而中共則以此認識到,所謂改革,並非就只是去“開放”而已。改革,特別是中國的改革,應是壹個全領域的有節奏有限度的漸進的革新過程,慢不得,但也快不得。

對改革的重新認知,改變了中共的改革進程,開始更加註重對“左”和“右”,意識形態和經濟發展等之間的平衡,為中共註入了新的治理基因。

其三,“六四”使“穩定”成為中共執政思維的最大關鍵詞。

1989年6月9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時稱,“這次事件(六四)爆發出來,很值得我們思索,促使我們很冷靜地考慮壹下過去,也考慮壹下未來”。次年年底,他再次強調,“我不止壹次講過,穩定壓倒壹切,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丟。”

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表態,在黨內樹立起壹個共識並延續至今——即在中國,壹切發展的前提是穩定的環境,任何其他的改革都要讓位於此。此後中共在“維穩”上的用心,可見壹斑。

包袱和契機

很多人將“六四”視為中共的歷史包袱,這故不假。於此已有諸多相關評論,無需再下贅筆。

但壹個很重要的側面往往被忽略——“六四”不能被當做只具有簡單屬性和唯壹面向的事件:在中共看來,這就是歷史欠賬,最好不要提,讓其漸漸被遺忘;而在批評者眼裏,這就是中共的“罪行”,必須要清算,全部翻案才對。

這些觀念有其合理性,但片面認識了“六四”的復雜程度,對其意義也只局限於淺表,沒有看到對中共治理思維的深遠影響。

如前述三大沖擊所說,“六四”並不是孤立偶發的個案,它和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環境深刻聯系,是改革開放初期各種矛盾最終爆發的出口,是1978年後壹幹改革措施的試金石。經過這次風波,中共廓清迷思,在改革措施及黨內政治傾向等方面統壹認識,調整了發展道路,矯正了改革思路,也更新了治理邏輯。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六四事件”實也是中共發展過程中的壹次契機,當然是比較痛苦的那種。不過有了過程之痛苦,事後的反思和總結也就更為深刻和堅定。

也正因此,中共更不應當刻意回避“六四”,令其繼續模糊下去。此類爭議事件,越是束之高閣,其本身的復雜意義就越會窄化,最終只能淪為獵奇的往事和批評的話柄。

只有坦然直面,承認該承認的錯誤,解決仍遺留的問題,才能卸下心理和歷史的雙重包袱,“六四”之於中共,之於改革開放的深刻意義也才能完全展現。而中共有了這樣的自信,則“六四”就不會再重演。

文章來源:多維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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