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歷經劫難的中國，開始以強大的勇氣與魄力邁上了壹條改革開放的道路。中國人喜歡用“波瀾壯闊”形容這四十年歷程。但是改革不能只關註成功與輝煌，當世界在談論中國成就的時候，不應該忘記“摸著石頭過河”中遇到的暗流與險礁，壯闊的風景是由壹次次“波瀾”而鑄就。毋庸置疑，過去四十年，在中共治理之下，“沖擊—反應”的歷史模式仍然得以套用，壹些歷史事件——諸如六四，諸如中國國企改革，諸如薄熙來事件，都存在著巨大的爭議。
當中國決策層直面這些事件時，他們得到了哪些震動？這些“爭議事件”又給他們以後的改革決策帶來哪些執政思維與模式的變化？當時間流逝，今天是否還有必要對於這些“爭議事件”進行重新的定性？或者更為直白的疑問，習近平任期內，中共會出臺壹份“改革開放以來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嗎？基於此，選取中國改革開放40年當中發生的諸多“橫看成嶺側成峰”的爭議性事件，立足當下，回顧過往，寄望於透過對這些爭議事件的反思，捕捉中國“改革再出發”的通關密碼。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並不總是“波瀾壯闊”——很多發展過程中欠下的舊賬，經年累月積累起來，已經成為深嵌刻骨的包袱，使中共難以輕裝前行。
這裏的包袱，並非指簡單的物理意義上的包袱，它既可能是可見可感的現實層面如機制、輿論等方面的阻力或非議，也可能是思維或邏輯層面的無形壁障，或主動或被動地緩滯發展。
“六四事件”，便是如此。
再過不到壹個月時間，“六四”就將迎來其30周年。這並不是壹段很長的時間，但對中國而言已經足夠漫長，長到從壹個積貧積弱的農業國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社會的方方面面均“翻天覆地、煥然壹新”；從未經歷過動亂和困頓的兩代年輕人，也伴隨著中國的掘起成長起來。
這樣顯著的改變，擴大了對時間刻度的感受，面對“日新月異”的中國，即便是30年前的事件，也已經恍如隔世——曾經震動世界的“六四”，似乎正被人們遺忘，還是以很快的速度。
但民眾可以淡忘，中共卻不可以。
三大沖擊改變中共
對於中共而言，六四絕非僅僅是塵封在歷史中的記憶。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沒有壹件事情如“六四”這般，不僅如何定性評價存在廣泛爭議，即連基本事實的輪廓也是模糊不清的。它的現實性依舊顯著。
從“動亂”到“反革命暴亂”，再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共幾易其詞，對待六四始終諱莫如深。但這種刻意的擱置反而平添神秘感，說明中共仍不能坦然面對“六四”，沒有同歷史上的自己和解，外界無從窺探究竟，也就難以得出客觀結論，於是流言不斷，傳聞四起。
“六四”的起因和發酵不需再贅述，有許多文章有詳細介紹，另如曾經的學運領袖等，實際上也已不太重要 ，他們中的很多人在今天已經走向偏執，對中國從願景變為仇恨，自我驅逐了理性思維。這起事件真正重要的，是之於中共乃至中國產生了幾個層面的大的沖擊，並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後者的發展軌跡。
大致看來，“六四事件”造成的沖擊可分為三個方面。其壹，“六四”對中共的政治生態產生沖擊。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黨內氛圍趨向活躍，謀求發展成為主流，對於西方國家出現強烈的學習乃至模仿意願。西方思潮的大量湧入，也讓經過文革十年對知識無比渴望的年輕壹代，迅速成為西方理念擁躉，他們的公民意識逐漸覺醒，要求看到西方式的革新和改變。
內外的共同訴求形成某種合力。實際上在1989年之前，中共確實已規劃或者推進壹些相關改革，諸如胡耀邦、趙紫陽等人，也先後成為中共總書記，改革派和保守派各自占據不少要位，相互制衡。
“六四”的爆發改變了這種政壇生態。1989年6月底，中共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因“在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陣……”，趙紫陽被免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等壹應職務，意味著“改革派”在黨內的失勢。
這壹次中共內部政治傾向及政治觀念的較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後30年中共高層人事叠代的邏輯和底色。盡管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定調繼續改革後，中共有所回向，但仍持相對保守，不復曾經“全部改革、全部開放”的姿態。
其二，“六四”對改革這個概念本身產生沖擊。
要說明的是，這裏的沖擊並非意味著“六四”阻礙、破壞或促進了改革，而是指中共經此事件，對改革有了“再認識”、“再定義”。
這種對改革本身進行審視的意義，絲毫不遜於開啟改革。從1978年到1989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恰好走過第壹個十年，探索出不少改革的經驗，但“摸著石頭過河”，潛藏的問題也逐步顯現出來。到六四之前，價格雙軌制、“官倒”、腐敗等，實際上已經將社會矛盾推到臨界點，只待導火索點燃。
“六四”的爆發，造成很大的震蕩，不過同時也釋放了這股壓力。而中共則以此認識到，所謂改革，並非就只是去“開放”而已。改革，特別是中國的改革，應是壹個全領域的有節奏有限度的漸進的革新過程，慢不得，但也快不得。
對改革的重新認知，改變了中共的改革進程，開始更加註重對“左”和“右”，意識形態和經濟發展等之間的平衡，為中共註入了新的治理基因。
其三，“六四”使“穩定”成為中共執政思維的最大關鍵詞。
1989年6月9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時稱，“這次事件（六四）爆發出來，很值得我們思索，促使我們很冷靜地考慮壹下過去，也考慮壹下未來”。次年年底，他再次強調，“我不止壹次講過，穩定壓倒壹切，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丟。”
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表態，在黨內樹立起壹個共識並延續至今——即在中國，壹切發展的前提是穩定的環境，任何其他的改革都要讓位於此。此後中共在“維穩”上的用心，可見壹斑。
包袱和契機
很多人將“六四”視為中共的歷史包袱，這故不假。於此已有諸多相關評論，無需再下贅筆。
但壹個很重要的側面往往被忽略——“六四”不能被當做只具有簡單屬性和唯壹面向的事件：在中共看來，這就是歷史欠賬，最好不要提，讓其漸漸被遺忘；而在批評者眼裏，這就是中共的“罪行”，必須要清算，全部翻案才對。
這些觀念有其合理性，但片面認識了“六四”的復雜程度，對其意義也只局限於淺表，沒有看到對中共治理思維的深遠影響。
如前述三大沖擊所說，“六四”並不是孤立偶發的個案，它和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環境深刻聯系，是改革開放初期各種矛盾最終爆發的出口，是1978年後壹幹改革措施的試金石。經過這次風波，中共廓清迷思，在改革措施及黨內政治傾向等方面統壹認識，調整了發展道路，矯正了改革思路，也更新了治理邏輯。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六四事件”實也是中共發展過程中的壹次契機，當然是比較痛苦的那種。不過有了過程之痛苦，事後的反思和總結也就更為深刻和堅定。
也正因此，中共更不應當刻意回避“六四”，令其繼續模糊下去。此類爭議事件，越是束之高閣，其本身的復雜意義就越會窄化，最終只能淪為獵奇的往事和批評的話柄。
只有坦然直面，承認該承認的錯誤，解決仍遺留的問題，才能卸下心理和歷史的雙重包袱，“六四”之於中共，之於改革開放的深刻意義也才能完全展現。而中共有了這樣的自信，則“六四”就不會再重演。
文章來源：多維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