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也是“西單民主墻運動”四十年。四十年後，當事人如何定義這場運動？這場運動對此後四十年中國的民主進程有何影響？最近在美國國會召開的壹場研討會為此提供了壹些富有啟示的答案。
西單民主墻是北京西長安街上的壹道寬闊圍墻，1978年—1979年期間，各方民眾經常在上面張貼表達政治異議的大字報，被視為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開端。
本次會議是由魏京生基金會，在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當天主辦的“紀念民主墻40周年”研討會。會場上，基金會主席、被外界稱為中國當代“民主之父”的魏京生用樸素的語言來定義這場運動的目的，
“我們要在老百姓的腦袋裏放壹個新的思想，就是，沒有人權，沒有民主和自由，就沒有好日子過。他們搞四個現代化的目的是加強他們的專制統治，並不是讓老百姓有好日子過。那麽，我們爭取民主和自由，就是爭取我們自己的權利。”
魏京生所說的新的想法，就是指他當時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1978年底，當時的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想鎮壓正在蔓延的西單民主墻運動，並且已經放出了信號。為了表示憤慨，作為青年工人的魏京生在民主墻貼上了自己的文章《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
“第五個現代化”的說法明顯挑戰了中共執政者的“四個現代化”，在中國民間迅速傳播，並且推動“民主墻運動”走向了高潮。在民眾盼望民主改革的風潮下，西單民主墻壹時成為政治輿論的中心，其影響力也很快擴散。
四十年後回想這場運動，魏京生結合世界的局勢進行了概括：
“北京民主墻壹起來之後，馬上莫斯科也有民主墻，華沙、布拉格也有民主墻，巴黎也有民主墻，最重要的是，臺灣也有民主墻。從民主墻，到天安門，壹直到89年，實際上影響了整個世界格局的變化，使得共產黨陣營壹下垮掉了壹大半。”
臺灣政治大學教授李酉潭在會議上認可了民主墻運動對臺灣現代民主運動的重要影響。他也從臺灣實行民主的經驗指出了民主化的重要性，
“明確地講，政治現代化，沒有民主化，沒有辦法現代化。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比民主更好的制度。民主制度被形容為“The Least worst”，就是最不壞的制度，也就是說，我們還找不到比民主更恰當的政體。”
與會者中有不少從民主墻時期就參與中國民主運動的異議人士，包括“啟蒙社”發起人黃翔、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前所長嚴家祺、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等，他們更多地談到了民主墻運動對中國此後四十年民主運動的影響。
王軍濤認為，民主墻運動的影響力突出表現在80年代，
“到80年代，應該說，中國整個民間運動就是民主墻的這批人在推動，從80年競選，到後來中國出現了很多沙龍和刊物，都是民主墻在延續。”
他尤其提到了民主墻運動對89六四學運的影響，
“到了1989年，中國出現了壹場政治決戰和六四大屠殺的時候，民主墻的意義第壹次非常鮮明地顯現出來，魏京生先生壹夜之間就被人們公認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領袖。”
王軍濤多年來壹直組織中國民主黨的成員，每周到美國紐約的時代廣場示威抗議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並稱之為茉莉花行動。就在這次會議的當天晚上，留在紐約的中國民主黨成員還舉行了第408次茉莉花行動。王軍濤說過，這是街頭革命的重要形式。
在會議現場，王軍濤說，民主墻運動的壹個重要啟示就是民間力量的重要性，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的政治進步，究竟由什麽力量來推動？是靠政府呢，靠中國共產黨呢，還是靠中國的民間運動？民主墻的主張就是民間運動本位。”
這次會議當晚，魏京生基金會還與全美學自聯、歐盟華盛頓辦公室在國會聯合舉辦了第四屆人權無疆界圖片展。魏京生在展覽開幕式上，向美國民主黨籍聯邦眾議員馬西·卡普圖爾（Marcy Kaptur）頒發了人權自由衛士獎。今年6月4日，卡普圖爾議員與其他議員在眾議院聯合提出了“反制中共影響力法案”。
來源：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