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1989年學運三十週年，如何紀念、總結這場民主運動，越來越成為海內外共同關注的話題。最近在美國紐約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當年的學運領袖指出，學運的反思還遠遠不夠。
反思的反思
這次研討會是由紐約思想者俱樂部和中國戰略分析智庫在4月6日，借中國民主黨在紐約的黨部舉辦的。89學運代表，天安門廣場臨時指揮部第一任總指揮鄭旭光在會議上，對三十年來學運的反思內容提出了批評，
“反省主題就是避免六四流血，這就不是你們的事兒啊！誰殺人啦？這些學生，哪個殺人了？你要反省這個話題，很無聊啊，他們本身就是受害者啊。你讓這些受害者檢省，為什麼讓別人撿起屠刀把自己給殺了，你讓他怎麼檢省嘛？”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前研究員徐友漁，也對學運的反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沒看到學生作為整體有這樣一個反思？這是怎麼回事？我很想知道。學生從來沒有檢討自己。對學生的檢討，我有一大堆，但從我嘴裡說出來是不對的。”
鄭旭光還認為，當年的中國知識界並沒有做好政體轉型的準備；廣場上學運的主體也無意推翻現存體制，而是為了推動共產黨改革，
“在89年的時候，大部分人還 沒有看透，一黨專政和民主社會主義的關係，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不可能撇開官僚階層去乾一個沒有官僚階層的社會主義。這是很自相矛盾的。”
他指出，中國民主化面臨的一個挑戰是，這個由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紅色帝國”如果要轉型，可能要分崩離析，如果要維持大一統，就不得不與共產黨站在一起。但中國人民要有主體意識，這樣中國的路就不會走錯。
更遠還是更近？
《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表示，目前中國的問題就在於，士氣低落，
“不是別的問題，就是普遍的灰心喪氣，大家都不來氣。你看，搞一些活動很難，原因就在這裡。越搞人就越來越少，當然這樣也搞疲了，覺得每次搞了都沒用，那還搞這些幹嘛呢？”
胡平提出過89學運應該“見好就收”這一觀點，近來引起了較大的爭議。胡平解釋說，這一觀點的要旨在於總結六四失敗的教訓，鼓舞人民的士氣。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認為，中國現在離民主化轉型的目標比三十年前更遠了，原因在於民主化面對的這個對手已經更加強大和復雜，
“雖然中國經濟已經很發展了，中國的中產階級數量也很龐大了，但是它的政治體制、一黨專權並沒有動搖。甚至正是因為中國經濟的起飛，反過來有利於穩固這個政權。”
胡平則認為，目前世界的民主化格局也困難重重，
“整個世界都不像三十年前那樣對自由民主那麼充滿信心，而所謂’中國模式’好像都走出國門外了。同時，西方倒好像顯出這種問題、那種問題。自由民主是不是普世價值遭到普遍的懷疑。”
中國民主黨全委會主席王軍濤在接受本台採訪時則不認同這種悲觀的論調，
“中國目前就在一個十字路口，這個十字路口很大程度上就是習近平施政所製造的。我講過，習近平掃黑、反腐把前三十 和中國共產黨合作的力量，以及共產黨內部的力量都打到共產黨對立面去了。這些人現在都很想結束至少是習近平的獨裁，而結束習近平的獨裁也意味著結束共產黨的這種執政。”
反對納粹政權
中國戰略分析智庫執行董事李偉東分析說，習近平執政體現了六四對今天遺留的影響，因為他是中共元老陳雲所認可的紅二代，
“這個接班人很多人都說他像毛澤東。他的統治手法像毛澤東，他的某些理念象毛澤東，但他實際上是劉少奇、鄧小平和陳雲的接班人。他實際上執行的是劉少奇化的帶有蘇聯極權帝國的路線。我也說過，他現在第二紅色帝國實行的是納粹化的統治。”
他號召各界有識之士聯合起來，反對這個納粹主義政權。
曾在中國公安部門工作的美國執業律師高光俊認為，中國的民主化不要對中國政權內部的人員抱太大的希望，
“因為他們不能逃避這個制度，何況今天的製度是跟整個權貴集團利益相聯繫的。我們應該更多地看到民眾的力量，看到社會下層對將來社會變革的影響。”
高光俊還對本次研討會的主講人張博樹提了一個問題：知識分子在中國民主化轉型的過程中應該起到什麼作用？但張博樹及其他研討會的參與者都沒有正面回答。
文章來源：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