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1月19日訊】（大紀元法國記者站報導）11月16日周五，“紀念《世界人權宣言》70周年”研討會在法國參議院內的Medicis大廳舉行。會議由法國上塞納省參議員André Gattolin與“為人權行動”協會聯合舉辦。法國人權大使以及多個人權團體代表、關註人權問題媒體人出席會議並演講。法國法輪大法協會是唯壹受邀請的中國關系協會。反強摘器官醫生組織代表也受邀在會上揭露了中共強摘人體器官的罪行，引發熱烈反響。
反強摘器官醫生組織（DAFOH）的科學顧問、神經科學博士Alexis Genin先生解釋了如何通過科學方法調查取證，證實中共強摘器官確實存在。
他表示，通過多次國際獨立調查證明，中共把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基督徒或藏人等良心犯作為大規模強摘器官進行移植的活體器官庫，進行“有效且有盈利性的滅絕”，他還列舉了大量科學數據、調查錄音、人證等有力的證據。
Genin先生說：“90年代至1999年，中國只有300至600個器官移植案例；對法輪功的鎮壓開始後，壹年之後的2000年，中國就有3000個器官移植案例，2001年達到1萬例，2006年達到3萬例。壹位參與過強摘的醫生的妻子在國際媒體上揭露強摘器官罪行後，中共就刪除了器官移植的統計數據。”
他表示，2007年，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和前加拿大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發起了對中共活摘器官的獨立調查，“通過電話調查發現，只要付錢，中國醫院就能在兩到三周內為任何患者找到匹配的器官，這是在任何壹個有完善器官捐獻機制的國家都無法辦到的，更何況中國並沒有器官捐獻機制。中國醫院還明確表示器官來自法輪功學員。多家國際媒體在電話調查後都得到相同結果。”
死刑犯是器官來源的說法也無法解釋龐大的器官移植數量， Genin先生說：“中國每年判處死刑的人數為1.5至2萬人，而中國各醫院發表的器官移植案例和可移植器官數量每年在9萬至10萬間。中國器官移植市場每年的盈利是100億歐元。
Genin先生認為，法國不能對中共強摘器官罪行置身事外，因為過去20年來是法國最好的外科醫生培訓了中國的器官移植醫生，還有要避免法國公民成為此罪行的幫兇，“法國患者需要等3至5年才能有匹配的器官進行移植，但是根據法國官方數據，每年有300名患者從等待器官移植的名單中撤出，他們沒有在法國進行器官移植、沒有去世、也沒有病情惡化，那他們去了哪裏？”“所以有必要探討如何修改法國法律，以防止我們的公民成為這種群體滅絕的幫兇。”
法國參議員André Gattolin先生在聽了Genin先生的演講後表示，這種強摘器官是壹種群體滅絕，其機制令人不寒而栗。他還表示，包括法國、意大利在內的很多國家的參議院都很關註此事，他們會盡其所能幫助立法，避免國民前往中國進行器官移植。
還有眾多與會媒體人在Genin先生發言後，表示對這壹事件非常關註，希望繼續與他探討相關話題。
法國人權大使關註中國人權
法國外交部人權大使 François Croquette先生在研討會上列舉了近期世界範圍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並提及了近期屢遭國際譴責的中國新疆再教育集中營。
在接受采訪時，他表示，“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大面積地參與國際組織，我們希望這個影響力，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但我們認為目前情況並非如此。”
對於法輪功學員遭中共迫害的事件，他表示，“我們已經向中國（中共）政府多次重申，希望其尊重宗教和信仰自由，包括法輪功問題。”“法國不是唯壹壹個提出這項建議的國家，我覺得壹部分國際社會已經行動起來了，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種族滅絕罪犯被判終身監禁
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研討會當天，柬埔寨前紅色高棉政權兩名高官因種族滅絕罪（génocide）被判終身監禁，這壹判決終於可以告慰40年前被屠殺的200萬柬埔寨受害者的冤魂。
前柬埔寨經濟及財政部部長、反對黨黨魁Sam Rainsy先生說：“不能掩蓋事實，因為沒有事實就沒有正義。壹旦有了事實與正義，就不能忘記受害者，以避免類似的悲劇再度發生。”
他表示了解法輪功修煉者在中國遭受的迫害，“我覺得很遺憾。必須尊重個人自由，讓信仰和煉功幫助我們超越、提升自我成為更好的人，就如修煉像法輪功這樣的功法。”
在了解到目前中國至少有20萬人，開始實名起訴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發動全國性的、對法輪功修煉者的“群體滅絕”罪行後，專家表示支持民眾采取法律手段維權。
巴黎上訴法院副院長Jean-François Zmirou先生表示，控告江澤民“這意味人們有了覺悟，希望能有所作為，希望這類事不要再出現。”他還表示，“在法國也能起訴群體滅絕或反人類罪的罪犯，這屬於普遍管轄權，法律有明確的規範和限制。”
天主教反酷刑與死刑組織（ACAT）榮譽主席Guy Aurenche先生對幫助中國受迫害的信仰團體建議了三種行動方式：壹是要了解這些（信仰）團體的存在；二是要和政治人物加強說明真相，他們才能更多地介入；三是不斷地要求政府在法律條約上簽字。
“我堅信讓政府簽署法律條約，不論關於信仰自由或更廣泛的思想自由，都是有用的。這讓我們國際人士能以此為由介入，要求中國（中共）政府遵守自己簽訂的法律條約。”
文章來源：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