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慶生與我同年由鐵道學院畢業，分配到齊齊哈爾鐵路局。他是車輛專業，沒留在市區，分到郊區一個站段。一到星期天，他就到齊市找我玩，見面總是那句話：“那鬼地方不認足球，生活簡單的每天就剩下了過程。”這裡盛行籃球，不像我們大連痴迷足球。他是學院的足球中鋒。
不久文革開始，再來我這裡，他談得最多的是他單位的一些見聞，並問我參加了哪個派別、什麼觀點。我總是告誡他：“我們是毛主席說的被改造的知識分子。目前全局二百多個派性組織，你知道哪個絕對正確？千萬注意，可以關注政治，不要投注政治。”
隨著運動的深入，他來我這裡的次數越來越少了。有一次他到鐵路局辦事，來單位看我，興奮地悄悄告訴我，他現在正處對象呢。我當胸給他一拳：“你小子有了媳婦忘了朋友。”他笑嘻嘻地說：“身不由己呀。”接著他從上衣兜里拿出一張一寸的照片給我看。哎！好漂亮、好青春的一個小妞。女孩子是我們鐵路一中的高三畢業生，學習很好。若沒這場運動，應是大一的學生了，現在只好蝸居在校。這次她們班級到工廠學工，兩人認識了。為了運動過後能再考大學，她一直沒有丟下功課。在輔導功課的往來中，他們相愛了。聽了他們的故事，我只剩下向他們祝福的份兒了。
1968年夏的一天，我們鐵路各單位接到緊急通知：全部停產，到火車站去接由哈爾濱轉來的毛主席的芒果。只見火車站人山人海，在烈日下大汗淋漓足等了三個小時，才看見由兩個紅衛兵捧著個玻璃箱子，裡面裝著毛主席送來的芒果。後面有四個解放軍戰士持槍守衛，緩緩出了車站。那陣勢好似超級國寶，就像今天有時電視里看到迎送佛骨舍利。
散會後我與慶生又見面了，並請他到我剛成立的小家坐坐。席間，他問這芒果是怎麼回事。我說：“你就知道談戀愛，連這都不知道？那是巴基斯坦總統送給毛主席的珍貴水果。老人家不捨得吃，轉送給首都工人宣傳隊。這樣全國就掀起了芒果熱。”“這全國都送需要多少芒果呀？”“那個玻璃箱子里的是臘制的芒果。”“啊！就為接一個假芒果，全市停工停產停課？真是政治壓倒一切呀。”“這算啥，你沒看到，隔三差五，晚間八點中央廣播電台都要發表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為了傳達最新指示不過夜，大家馬上就得上街去遊行慶賀，敲鑼打鼓放鞭炮，一折騰就是半夜。這可苦了咱們那些調度和司機，第二天沒精神工作，事故層出不窮。昨天南貨場一台機車就因司機打瞌睡，將車開進了絕後線翻車了。我的一個朋友在局調度所。據他說，咱局管轄的線路阻塞現象相當嚴重，每天都接到全國各地發來的告急電報。要滿足需要，每天至少要發出五千多個車皮，而目前我們每天只能裝運一千多個。外地運來的物資，每天還有二百多個車皮卸不下來。雖然軍管了，但全局軍代表只有四十多人，又都是外行，到目前發生的行車事故已有三百多起。”他聽後氣憤地站了起來說：“去年我們車站兩列火車相撞，不就是因為兩個扳道員分屬兩個派別，當列車快進站時還在那兒辯論爭吵造成的！我看這個世道整個瘋了，瘋了，徹底瘋了。”
1969年春節將至，我給慶生去個電話，想約他一同回大連過年。接電話的是他們技術室的一位同志。他告訴我，孟慶生在一個月前就被抓起來了，罪名是破壞毛主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放下電話我就懵了，這不是給專政了嗎？到底為啥？我決定去一趟。
他的室主任詳細告知了事情的原委。1968年12月22日，中央下達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國迅速掀起上山下鄉熱潮。慶生的女朋友在所難免。有一次他在外出差時給她寫了封信，說是不是找當醫生的姑父檢查一下身體，若能開出一張有慢性疾病的證明，有可能免於上山下鄉。結果這封信不知怎麼落到革委會手裡，說他與知青搞對象，出謀劃策偽造假證，明目張胆破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遭到公開掛牌子批鬥。
通過主任，我見到了慶生，蓬頭垢面，滿臉胡茬。那張方臉上，顴骨顯得很高，冷丁一看真像獄中方誌敏。我勸慰他幾句，並問需要我做點什麼。他只是兩眼獃獃地看著窗外搖搖頭，什麼也不說。分別時，我突然聽到已被押解到走廊另一頭的慶生大喊道：“這個世道整個瘋了、瘋了，徹底瘋了。”他的主任對我說：“看來他的精神出問題了。只要張口就喊這句話，一個剛走向社會的大學生，受到這樣的刺激，受不了呀。你最好能通知他的家人來處理一下。”
春節回大連，我去了離我家不遠他的哥哥家。他從小父母早逝，是哥嫂帶大的。經商定，我們決定初四一同赴齊齊哈爾。幾經交涉，單位認可了醫院的鑒定（間歇性精神病），並同意回家治療。這期間，她那位女朋友再也沒露面。
以後我幾次公出回大連，均沒見到慶生。據他哥哥講，通過一段時間治療，病情已明顯見好。平時哥嫂上班，他一個人到處逛，就是不願意回單位上班。又聽我母親說：有段時間，每到中午他都會來要吃的。那時每人糧食都有定量，他的糧食關係不在大連，全靠單位每月寄來的全國糧票吃飯。有時單位寄得不及時，他就要餓肚子。哥嫂上班，沒人照顧他，挺可憐的，但神智清醒。
1971年我去上海開會，返程時在大連逗留幾天，見到了慶生。我告訴他：他們單位主管他的案子的齊主任，因生活作風問題已被抓，革委會成員基本全變了。他聽後說：“我決定回去上班。”就這樣他終於又返回工作崗位。
那年剛入秋，慶生手拎一個大油瓶子來到我單位，說：“這是我每月餘下的油票換成的豆油，送給你們。”我說：“你自己留著用吧。”他說：“在大連養病時沒少麻煩你老母親，這就算一點回報吧。”我讓他下班了到家坐坐，他說不行，他要趕晚車去北京，又一再叮囑我：“我的去向一定要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當時我就納悶了。
不久，他的主任到單位告訴我又一件不幸的消息。9·13林彪叛逃事件未公開之前，已經在知己小圈子裡偷偷傳開了。有一次慶生在廁所關著門大便，進來倆人站在便池台階上小便。他倆以為這裡沒有第三者，就大膽議論起林彪叛逃的事件。蹲在裡面的慶生聽到了，從門板縫中一看，竟是軍代表，嚇了一跳。出來後他越想越不對，並斷定這是在搞反革命串聯，要反林副主席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但他對任何人都失去了信任，便決定親自到北京報告。一到北京，馬上被相關部門扣留，並通知單位取人。回來後可難壞了單位領導，是押還是放？經請示，暫時羈留。
是呀，這寫入黨章鐵板一塊的最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怎麼會突然叛變呢？一個正常人都難以理解的非正常事件，對於一個精神剛剛復甦的病人確實是如雷轟頂，無法接受可怕的事實。他的精神天空坍塌了。
當時中央對林彪叛逃事件嚴密封鎖消息。最初，媒體甚至故意製造林彪等人沒有出問題的假相。記得在林彪死後的第17天，即國慶節那天，《人民日報》在刊登《人民畫報》第10期的目錄時，還在該期畫報的封面登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合影。到後期傳達《中共中央1971第57號文件》時，還採取了內外有別、分步驟逐級傳達方式：先黨內後黨外，先高幹後一般幹部，先幹部後群眾。這樣一個時間差導致孟慶生的政治誤判。所以該案很快也就結案了，但卻大大刺激了當事者那剛理順而又十分脆弱的神經。他再度犯病，被家人接回大連。
1972年回大連，我又去了慶生的哥哥家。門是鎖的，打聽鄰居，得知慶生就在周圍閑逛。我從衚衕的東頭進來沒看到他，所以決定從西頭出去尋找。一出衚衕口，就發現讀報欄下站著一個穿戴極為扎眼的人。一身退了色的草綠色舊軍裝，軍帽上一顆紅五星倒顯得很耀眼，腰系皮帶，胸前戴著一個大像章。這是當年紅衛兵的典型裝束。仔細一看，正是孟慶生。我疾步走過去喊了聲：“慶生！”他沒反應。難道看錯了？這時我已到了他跟前。沒錯，就是他！我推了他一下：“怎麼不認識我了？”他怔怔地看著我傻傻地笑了：“這個世界真瘋了，他們說林副主席反毛主席你信嗎？”他這次病得不輕，連我都不認識了。我剛要再伸手拉他，他突然雙手緊緊護著胸前那個毛主席與林副主席在天安門上的大像章，大喊道：“不許搶，不許搶！”說著飛快地跑了。
這時走過來一位大嬸，說：“你可別碰他的像章。這瘋子把它看得比命還重，急眼了他會與你拚命的。”我看了一眼這位大嬸，問道：“你認識他？”“我們是鄰居。”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四期，2010-09-16）
文章來源：阿波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