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一代香港人来说，六四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中其中一个苦难，不过未曾见证六四的年轻一辈，或认爲六四离他们很远，甚或批评支联会每年举办的烛光晚会“行礼如仪”。今年六四，是国安法立法后首个六四。经历反送中运动、民主派人士遭大抓捕、支联会屡次被打压，港青开始反思六四在现今后国安法的意义。有曾扬言杯葛六四烛光晚会的前学生代表，表示今年六四会自行悼念，而这是爲了守着香港日后每寸的抗争空间。
李傲然：“那时候很多人觉得，“六四”的事，不关我事。”
不少香港年轻一辈，和李傲然一样，认爲“平反六四”与他们相距甚远，更有人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人，所以六四跟他们无关。香港本土派、现任油尖旺区议员李傲然忆述，当年本土派，取态是“香港优先”，觉得有其他香港本地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六四这件事就算不处理也无伤大雅”。
在台湾，不少青年亦对“六四”毫无感觉。90后台湾政大学生蒋同学称，“六四比较像是历史课本上必须知道的事件”，因此不会特意参加六四相关活动。
蒋同学：“我们会知道六四这个东西，然后知道大概怎样發生，但没办法深入了解。有一个（朋友）直接跟我说，因为那不是發生在台湾的事情。就像我现在已忘记起因是甚麽，我只记得是要争取自由民主。”
自2014年雨伞运动后，不少香港土生土长青年开始质疑支联会每年“行礼如仪”地悼念六四，“平反六四”只流于形式主义，亦不愿在身份认同问题上与中国紧扣起来 。2015年，港大学生会率先退出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自行举办悼念六四的活动；2016年，学联表示杯葛由支联会举办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并各自举办活动。
北京高压治港下 “六四”或成禁语？
来到后国安法时代，北京以高压手腕严打民主派人士、肃清民间政治组织，现在就连悼念六四也警告可能违法。
当年曾联署声援八九民运的亲北京人士，近期更向传媒表示当年天安门广场“没有人死”。曾于八九年参与《港人建港》宣言的马逢国，当时指六四“震撼香港人的心”。32年过去，他最近接受传媒访问时称，认爲当年很多假消息、假新闻影响每个人，自己越来越相信当年天安门广场“没有人死”的説法。
马逢国：“最初学生很简单，很纯真地关注国家發展，希望表达他们的意见。我怎会不支持？我也做过学联会长，但事件后来發展越来越複杂，事后看到很多外力介入。官方一直説的版本，就是天安门广场外發生了伤亡事件，而天安门广场，官方的报道是没有人死。我越来越接受‘天安门广场没有人死’这个事实。”
前学生会代表：我曾杯葛支联会六四集会，但今年我决定悼念六四
为了抹去六四这段记忆，北京无所不用其极。香港未见烛光，已弥漫重重的政治无力感，令人不禁要问：“我们还有悼念六四的空间吗？”然而，就在今年六四前夕，中大首个本土派学生会内阁前干事袁德智，却高调声明：“我曾杯葛支联会六四集会，但今年我决定悼念六四”。袁德智接受本台访问说，形容以往各个政治派系“百家争鸣”，可以各有各做，但来到国安法年代，他认爲所有事情都有着綫性关係，“很多人是看六四会怎样，才决定会不会悼念六一五（即反送中运动期间首位死者梁凌杰的死忌）”，悼念六四是爲了守着每寸的抗争空间 。
袁德智： “我们以往会鄙视维园六四集会，觉得没用，觉得你能怎样去平反，或者觉得他是冲着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来，富有形式主义，又鞠躬和唱歌。但问题就是，以往我们鄙视的反抗形式，居然在国安法下成爲‘红綫’。如果一个港人以往觉得很基本的政治习惯，或以往很多派别很不喜欢的反抗形式、效用很低的反抗形式都会成爲红綫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怎样悼念如常的抗争行爲呢？这是讲不过去的。 ”
大陆维权律师感动香港抗争者
他又説，自己今年选择悼念六四，亦源于去年發生的“12港人”事件，令他反思内地维权人士也是港人的抗争盟友，“最卖力的就是那班维权律师，爲了帮他们辩护去捍卫他们应有权利，无畏政权打压或被钉牌”，悼念六四是“对维权律师盟友的支持和尊重。”
面对现时香港政治低迷和移民潮，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六四”未来将会在香港成为绝响，袁德智却坚信：“不会！”
袁德智：“香港人总会有方法找到悼念的空间。我们在后国安法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摸索在后国安法年代的反抗形态如何。我不能明确回答你，面对目前打压和白色恐怖下，我们具体抗争的悼念空间会变成怎样。但我觉得香港人有他的韧性和能耐，总会找到国安低下的政治空间。
“在国安法年代，要讲的不再是论述，而是心态。”袁德智寄语港人，要战胜恐惧，先要有集体的行动、战胜孤独，“六四如果够多人出来，用一个合法的方式被‘看见’，其实能够互相充权（empower）。”
